20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世纪。新的知识及其所衍生的学问，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激增，展拓着古老的经典知识与学术框架，不断为人类文化思想库蓄积着新的遗产。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世界，多姿多彩的新知识新学问刺激着善于吸纳的华夏学人急于投入全球知识与学术的洪流之中……各种学说，各种主义，各种思潮，一个接着一个扑面而来，并不夸张地说，中国学术界20余年间接受了西方近百年的知识洗礼。其间自然不乏生吞活剥，缺少咀嚼和反刍。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学人已意识到了在接纳西学过程中思的必要。思，首要的是找准具有现实或历史意义的出发点，其次是阅读有代表性的原典，以及了解西方知识界对特定问题所思的现状，再就是思的方法。就是说，即使思自己的问题，也要真正打通中西学术语境的阻隔，不能只是自说自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译林出版社倾力推出的由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刘东策划并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契合了国内学人的需求，因而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和欢迎。
前不久，我们就这套书的有关情况，对该社章祖德社长进行了一次专访。
在回答“作为一家以出版高质量外国文学类书籍著称的出版社，为何要介入社科类图书的出版”这一问题时，章社长谈了3点理由。
一是专业分工。根据新闻出版署的分工，外国社科书的翻译出版本来就属于译林出版社的业务范围，只是该社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启动这一工作，因为译林社主要是靠外国文学起家的，成立的时间又不长，在1996年以前，主要精力集中在打造现已享有盛誉、并成为译林社品牌产品的几套外国文学图书上，如“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和“外国英雄史诗丛书”等。该社还在中小学英语教材和外语类工具书的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这一切奠定了译林社跻身同类出版社前列的基础，也为该社进一步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提供了保证。
二是客观需求。新的时代要求我们跟上外国社会发展的潮流，了解国外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建树及其最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问题，以期在同一层面上与世界对话。为此，我们必须本着“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以丰富自己的视野。满足国内读者这种日益强烈的需求，自然也是译林社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是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译林社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无论从编辑力量、版权业务还是经济实力来说，都具备了启动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的条件。从1996年开始，译林社便启动这个项目，着手进行调研并物色主编人选，最后选定对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都有精到了解和研究的刘东先生任主编，同时由刘东先生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黄平先生一起遴选选题，并联合主编第一辑。两位主编，特别是刘东先生以及后来应邀加盟协助工作的清华大学思想与文化研究所彭刚博士，在确定选题、物色译者、组织译稿审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保证这套译丛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99年年底，这套书已陆续问世。
近年来，国外人文和社科类图书的引进和出版成了国内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此类译丛或大或小业已面世的就有好几套。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一席之地，进而赢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首肯和喜爱，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章社长认为“人文与社会译丛”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一、涵盖面广。这是一套涵盖面很广的书系，从学科来说，它不像业已面世的其他同类译丛或丛书，是属于某一学科或某个单一门类的丛书，而是涵盖了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思想史、法律等人文和社会科学各领域；从所选著作作者国别（和语种）来说，也很有代表性，他们来自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波兰、加拿大等，有些还是俄裔、亚裔；从作为个案论述的对象来说，涉及面更广，从第三世界国家到发达的欧美国家，都有涉猎。
二、权威性。入选“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作者，要么是大师级人物，要么是在某个领域具有很高造诣的专家学者，有的甚至是某一学说或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著述，或从他人难以超越的高度对某一问题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条分缕析，如依附性理论创始人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对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关系的研究（《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权威安东尼·吉登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现代性的后果所做的独特的剖析（《现代性的后果》），思想史家查尔斯·泰勒打通思想史、文艺学、哲学等领域对“认同”问题的追溯（《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或以自己卓越的研究拓展了某一学科，如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里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将文化视作可以阅读的文本，从中廓清社会秩序并寻求出这些秩序的意义，由此使人类学与文学理论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拓展了人类学的疆域。即使是述评类的著作，也是在穷尽了本学科文献后，站在一个高度俯视、检阅该学科状况的，如《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总之，这套书从不同角度看，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
三、经典性与普及性兼顾。如上所言，这套书是出自权威之手，有些达到了几乎无法超越的高度，像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和《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等，其中大多是西方高等学府的必读书目，不少书已成为该学科的经典。同时，除少数例外，“人文与社会译丛”收录的著作在保证学术上的权威性的同时，兼顾了普通读者的可接受性，有些在表述方式上可谓深入浅出，因此成了西方高等学校的教材；其中更有一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文笔优美，饱含激情，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伯林等人的著作。这些书在西方，已为学术圈内外读者所喜爱，不少在亚马逊网站被读者评为五星级，就学术书而言，这是十分难得的。
四、现实意义强。所谓现实意义强，是指这套书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著述时间上说，绝大部分都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针对20世纪的重大问题发言，发人深思，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思想史上、学术史上自不必说，现实影响也是深远的，如罗尔斯著述之于美国政府，吉登斯学说之于英国政府，弗兰克理论之于第三世界国家，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丛书主编十分注重这套书对中国学术界的建设性影响，努力为中国学人进行国际学术对话提供话语参照。有些书直接以中国为对象，其借鉴意义就不仅限于学术界了，如昂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对中国如何构建完善的法律社会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些虽不直接以中国为论述对象，其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就为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发挥其社会作用提供了参照。总之，这套书于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乃至整个文化体系的完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正如刘东在《主编的话》里所言：“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五、开放性。这套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并非一家一派之言，而是力求反映现当代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全貌。凡是符合上述特点的著作，都可收入。目前已确定50种书目，并将以每辑9种的形式陆续出版下去。第一辑已于2000年年底出齐。第二辑也将于今年陆续推出，目前已有《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等4种付印。
章祖德社长强调，译林出版社推出“人文与社会译丛”主要着眼于社会影响，期望在文化思想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译林社既然介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高质量地引进出版外国高质量的思想文化成果。为此，一定要按照已经确立的从选题到出版的整套严格程序运行。这套译丛的译者是对翻译对象怀有深厚感情，既有专业造诣又专注于事业的专家学者，要继续发挥这个优势，把好翻译质量关。他说，译林社一定要精心打造，保证质量，力争将“人文与社会译丛”做成既有学术分量又深受读者喜爱的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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